中国高校改革的提出并非一日，众多的举措也相继出台，然而中国的高校教育仍然持续经受着受教育者越来越尖锐的批评。高等教育确实面临危机。然而高校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不是“重塑大学精神”就可以解决？院校合并、教师聘用制度改革、高校扩招这些喧嚣一时的“惊天之举”究竟有何成效？笔者认为，任何教育的出发
一、学习的变革――高等教育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探究
从根本上而言，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来自于学习本身。学习是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性活动。这种活动对于人类种族延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人类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都对学习予以极大的关注。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学习的空间已经超越了家庭、家族、民族、种族、地域甚至时间的限制，但是迄今为止，学习本身的层次规律尚未引起教育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当前教育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并且在教育哲学的层面上直接导致了大学的危机。要揭示制约着教育体制以及学习本身的层次规律，就必须首先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学习有不同的要求。
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整个人类生活处于一种简单情境不断重复的状态，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知识和技艺的传承构成了学习的几乎全部内容；知识、技能在家族内部或者通过学徒制一代代得以延续；在一些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古代中国）还出现了类似私塾、公学的机构。这种简单的知识和技艺传承构成了人类学习的第一层次。在这一发展阶段，形成了今天中小学的雏形。
以欧洲启蒙运动为标志，人类在社会生活、科技、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此相伴，出现了两种趋势：原有知识和技艺迅速失去价值或者迅速为社会共同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艺的种类和数量以几何数量剧增。由此，人类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艺，以便在社会活动中取得优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第二层次学习的典型特征是要求学习者“学会如何学习”，以此作为第一层次学习的必不可少的补充。这一层次的学习要求学习者不仅要学习知识和技艺，而且更重要的是归纳总结知识和技艺的内在规律，学会将不断产生的新的情况纳入已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没有第二层次的学习，第一层次的学习就会变成“读死书”，无法应付变化的或者新产生的情境。高等教育体系的出现适应了第二层次学习的要求，并且以大学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教育理念和教育机构，即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说，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造就并巩固了今天为人类所熟知的、以大学为表征的高等教育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一层次的学习完全丧失了存在的空间，大学之前的初等教育仍然在坚定地执行着贯彻第一层次学习任务的任务。
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数百年里，虽然生活情境复杂化的程度有增无减，但总体而言，人类生活仍然成功地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和秩序，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相对稳定，学习者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他们遇到的偶然事件可以归并入这种或者那种特定的模式。由此决定了第二层次学习的特点就是养成习惯并适用于生活，提高个人的适用能力。大学内专业的设置反映了这一现实：学习者通过系统的学习掌握某一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并同时养成归纳式的思维习惯；这些知识、技能以及思维习惯足够用以保证学习者未来生活工作的需要。
而当今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后现代社会。处于这个所谓“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选择的世界。套用一个经济学的词汇，这是一个“替代”的社会。在不经意间，人们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高度灵活而同时又极不稳定的世界：每个个体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工作，同时也有着无数的“替代性选择”，个体的自由达到了极限，从理论上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而所处的社会也在时时发生着个体所不能主宰的变化和流动。在中国，这个变化的发生和加速演进是绝大多数个体所不能预见并适应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新一代的学习者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期望像父辈一样靠惯性生活。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在发生变化，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因此，后现代社会的人们必须能够在转瞬之间打破思维中原有的模式，利用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事件达到自己的目的；个人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其打破固有思维模式的速度（关于这一点已经在无数的商战宝典、ＭＢＡ教材中被反复论证）。改变常规成了成功的条件，由此产生了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
第三层次的学习可以称之为“学习打破常规”。一方面，社会的发展给个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家庭、家族、邻里、部族这些个体赖以依存、获取力量和寻求安慰的传统力量源泉消失殆尽。个体不得不独自面对一个冷冰冰、永恒流动的社会，第二层次的学习已经无法满足个体生存并获得成功的需要。第三层次学习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让我们养成能够把个人零散的、看似支离破碎的生活经验迅速整合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的行为模式，从而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付后现代社会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第三层次学习使个人具有更高的适应能力，并迅速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的核心。
与第一层次学习到第二层次学习的缓慢转变不同，从第二层次学习到第三层次学习的转变或者说过渡很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学生对这一变化应该有着最深的体会，似乎昨天老师还在教育他们“学会如何学习”的重要性，今天他们就发现，专业与工作的脱离已经司空见惯；按照固有的归纳式思维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他们能否获得成功，更多地取决于摆脱原有习惯的速度，而不是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艺的速度。灵机一动，迅速抓住机会是高度灵活和高度不稳定社会的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首先是所继承下来的机构以及教育理念的危机。如果说这套机构和理念曾经很好地服务于过去，那么，在应付后现代社会对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方面，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中国的教育界显然感觉到了某种危机的存在，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如果不能从哲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清楚地把握学习本身的需求变化，恐怕很难对中国现行的教育体系进行有效的改革。而我们之所以从大学的危机切入这个问题的关键，正是因为大学处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制高点，着眼于它对整个教育结构具有的指导意义。
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对第二层次学习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层次学习的特点在于学习内容的预先设定和规划以及对学习成果的有效监督和检验。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和秩序化，大学的领导者能够比较容易地对社会的种种模式进行分析和把握，并创设相关的专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就是社会高端需求的映射。这一点不难理解，只要考察一下中国高校一窝蜂的开设英语专业、计算机专业、经济法专业等等所谓热门专业就明白了。另一方面，学生能够期望通过在大学里的学习了解社会、掌握进入社会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最重要的是，获得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进行理性控制的能力。然而在后现代化社会，人们已经越来越不能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进行合乎标准、合乎习惯的控制，因此，第三层次学习的适应性价值越发重要。无可否认，对于任何一个个体，学习都是为生活所做的准备。从前，大学是能够满足个体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并进而满足个体学习者进入社会的需求的。但是事情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从前学习化学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合理地期待进入本专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公司或者与该领域相关的国家机关；而现在大学专业与所从事职业的脱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不仅仅要满足学习者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更应当首先培养学习者与社会的灵活和不确定相抗衡的能力，培养个人在多元化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培养学习者为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勇气。
问题的关键是，上述第三层次学习所要达到的目标能不能在大学中完成。通过对大学教育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学教育本身是具有目的性和格式化特征的：所有的专业／课程设置、学生／教师的招收、成果的评估，等等，一切都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并符合特定的目标。而第三层次学习要求不受预先设计的目标和格式化过程的限制；要求在没有已知模式的情况下建立模式，而这个新的模式本身也要求是开放性的。这是与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特征相悖逆的。中国的大学在提高教育的实用性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如提供尽可能涵盖多学科的选修课程，提供第二学位的学习机会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也许也更成功一些。众多的专业招生不再单纯着眼于学习能力的培养，而着眼于个人品质，如领导力、亲和力、克服困难的毅力等；许多专业如法学的课程设置也开始着意培养学习者的逆向思维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是大学的这些做法仍然只能限于提高课程的设计水平和指导者的控制能力，使全部课程在内容上更“科学”。这种“科学”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是不是能够满足学习者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求？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二、中国高校面临的现实危机
如果说大学制度化了的教育过程与第三层次学习的矛盾属于教育哲学这一深层次的危机，那么知识与道德的权威性降低、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和大学教育相对廉价优势的丧失则是大学在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面前进退失据的外在表现，这一点在中国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产生之后的八九百年间，一直是产生促进社会进步和统一性所需要的各种价值的中心，也是培养高等社会技能的唯一的恒久基地。而在后现代社会，支撑大学权威性的基础正在消失。
所有权威性的降低都有共同的标志：权力的丧失。知识与权力的联姻在人类教育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是最早把知识与社会地位、权力直接挂钩的国家之一，在欧洲仍然把权力与血统、出身和战功绑在一起的时候，中国早已经通过私塾、乡学、县学、国子监和科举考试建立了自己完整而成熟的知识官僚培育体系。然而知识大爆炸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是欧洲的启蒙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人类知识的急剧增加。从大学产生之日起，就一步一步巩固着自己作为人类新知识的中心的地位，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与第二层次学习相适应，个体学习者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各种权威以及这些权威所安排的几乎一切秩序。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发源地和中心，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堡垒。
然而，互联网动摇了大学作为知识中心的地位。不可否认，是互联网的发展暴露了大学对知识源泉的集体控制现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大学控制了几乎全部通往知识源泉的通道。大学的指导者与权力联姻，他们垄断性地决定着专业技巧和知识的标准以及传授方式、速率。现在，这种权力开始从大学里动摇。如果互联网有一天发展到任何人都可以同样接触到知识和技能的最前沿，大学在知识和技能传承上的垄断地位或许将不能再继续维持。
同时，大学作为知识与道德象征的形象正在崩溃。大众媒体将这块最不易沾上恶名的圣地的致命缺陷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学阀、师德败坏和学生的“堕落”令人们不再以崇敬的目光看待大学里的人，大学的危机不是就隐现在其中吗？
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课程无法满足第三层次学习这一缺陷，使大学无力应对现实的变化。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导致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实用期限大大缩短。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知识和技能失去其有用性的时间比通过大学学习获得它们的时间还要短。计算机系的学生发现，大学一年级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转年就已经落伍。在几乎每一所大学的每一间宿舍里，学生们都在抱怨着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和学制的漫长：从事那些灵活多变、越来越细化的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基本上不需要长时间的系统学习，往往为时不长的培训就能够提供这些技能。
在这种情况下，由专业培训机构提供的针对具体工作需要的短期专业培训比起成熟的大学教育更具有吸引力，在规避机会风险和提高投入产出比方面也更为明智。既然大学已经不能保证它的求学者将会获得一种终身职业，更不要说终身保有这份职业，职业培训的责任也就很自然的从大学中剥离。这反映在大学生中越来越普遍的逃课现象以及他们对各种职业培训和认证的青睐。在第一层次学习和第二层次学习阶段，或者说在后现代化社会之前，工作的种类、回报与学习和掌握相应知识、技能之间保持了稳定的正比关系。社会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经济收入通常随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时间增加而同方向变化。而在今天这个越来越灵活和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上，这种传统平衡正在倾斜。大学教育的普遍实用性的降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严重地削弱了学历证书的商业价值。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大学学历证书发现自己无法与各种各样的职业认证书、短期培训证明一较市场价值。
大学显然感受到了压力。它们需要重新定位，为重新获得威望和影响力而努力。面对危机，一种很自然的策略就是接受新的挑战。这意味着大学对市场力量的屈从。大学开始用“市场需要”来衡量大学教育的社会实用性。在市场竞争中集体贬值的大学教师们孤注一掷，转而热情地支持在大学校园内采用“市场化标准”：课程、专业的设置是否必要及其适当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需要，“满足市场需要”、“满足社会需求”成为判断教育行为的最终标准。同时，大学开始大规模介入职业培训市场，降低身份与包括诸如语言学校、技术培训中心、职业技能认证机构甚至公司和个人竞争。不少大学教师从中看到了机会，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一新的现实。很快，他们就将大学改造成了商业企业。在市场化方面取得成果的大学教师们获得了金钱和其他众多的利益，成为新的社会偶像。但是市场真的万能吗？大学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或者改革是否能够满足第三层次的学习要求？大学固有的目的性和程序性特征是否决定了它最终无法适应第三层次学习的需要？从长远来看，职业教育、技术教育最终还是要从大学中剥离的。因为职业教育、技术教育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处于第一层次学习的阶段，以知识和技术的学习为最根本和直接目的。大学作为第二层次学习需求的产物，现在企图同时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学习方面都扮演重要、甚至是主导角色是不可能的。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实施者，这其中既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大学的领导者，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改革。
大学教育相对廉价性的丧失使其失去了另一大优势，在一切以经济性为衡量标准的后现代社会，这或许是最具杀伤力的优势。时间与金钱的投入与产出的失衡是否成为大学进一步失去吸引力的诱因？随着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用的日益增长，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在中国，具有良好声誉和师资的大学集中在生活水平较高的大城市，而且大学的学费仍然在毫无节制地增长）。用不了多久，父母们就会发现大学教育不再提供值得投资的市场价值。今天还在漫天要价的大学也许很快就会发现它们的竞争力在降低，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父母们要为难以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子女们发愁时。
中国的大学教育产业化政策、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的短视做法，使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这些满足第一层次学习需求和第三层次学习需求的教育机构步履维艰，高昂的大学费用使广大的人民（除少数富有者之外）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高校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最为失败、最将为历史所诟病、也对中华民族产生最为深远负面影响的一个领域。
三、大学的危机对策和出路初探
中国的大学显然也在不同程度上感受到了自己面临的危机，高校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研究中国的高校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仍然门庭若市，入学人数仍然在大幅上升。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且严重不均衡，这意味着：１、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迹象虽然已经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明显，还不足以引起社会性的群体反应；２、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仍然偏低，社会需求仍然很大；３、大学之外的教育机构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且受到政策性限制，在与成熟的大学教育体系对抗的过程中还无法取得优势。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来看，虽然社会已经开始提供不同的选择，但是大学作为一项投资在目前的阶段仍然可以期待相对稳定的回报。我们在研究社会个体进入大学的原因时，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就是，在经受结构性失业困扰的国家，大学正在开始扮演避难所的角色。当就业市场不景气（这似乎成了一种必然的、将长久伴随我们的现象）时，进入大学使人们可以把必须做出抉择的时间向后推迟几年。有意思的是，做出这样决定的人们正是在利用第二层次学习中养成的惯性思维，应对高度灵活却不稳定的后现代社会现象。因而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值得推敲。即便如此，中国的大学还是先后采取了学分制、专业调整、院校合并、教师聘用制度改革等措施，在适应社会需求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尝试，如双学位的设置、参与社会办学等。这些措施究竟有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这些改革措施实行之后的大学毕业生是不是就比之前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如果说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在增强，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还是大学教育的结果？大学教育是促进还是妨碍了这种社会适应性的增强？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中国最知名的大学校长之一仍然在高谈阔论“重塑大学精神”的时候，期盼中国的高校改革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是不现实的。院校合并也好、教师聘用制度改革也好，不过是做了些表面文章，不可能期盼通过这些“改革”解决中国大学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另一种选择就是索性拒绝商业社会的渗透，放弃满足第三层次学习需求的教育责任，固守在用傲视一切的晦涩理论建造的堡垒之后――在这些堡垒里有许多令人景仰的学术泰斗和道德先生坐镇。这种类型的大学在美国和欧洲已经开始出现（如剑桥大学拒绝开设商学院）。北京大学重建南墙也许可以看作是在这方面的一次尝试，能否获得成功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的高等教育积弊深重，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进行的改革是否成功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是针对学习而言的，因而必须从学习的层面对教育的宗旨、手段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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